探清“兼容并蓄”的发展历程

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征，不仅表现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各种文明间的联系、交流，而且表现在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借鉴与发展上。

由于处在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探源工程这十来年的最新发现表明，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中华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

通过研究，项目组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形成了产业结构特点鲜明、铸造加工技术先进、器物种类多元化和器物形状复杂化的青铜产业。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采矿、冶炼和铸造相分离的生产链，铜和锡等合金元素也形成了各自单独的供应源，系统的青铜器铸造工序在王权控制之下得以完成。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就发现了专门的青铜礼器作坊。而夏商王朝对周围文明最重要的影响，就在于青铜冶铸技术的传播。远离中原的湖北盘龙城遗址，就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商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与分布可见一斑。

“这种外来文明的引入、提升，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能量，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互相借鉴、兼收并蓄的能力。”赵辉说。

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

长期以来，有关文明或国家的定义主要由西方学术界制定，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针对中国古代资料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有关文明或国家的标准。“这是对世界文明史多样性研究的重大贡献。”王巍说。

项目组认为，文明形成的本质是国家的产生，并提出了判断东方世界文明社会的关键标准：

一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良渚、陶寺、石峁等这些地方文明都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生产力。

二是出现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比如有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由贵族专享的手工业生产，通过建筑规模大小、丧葬形式区别等而体现的等级制。

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居民不再以血缘、氏族方式组成，而是按照行业、功能组织，当然还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等。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不再平等、平均。

四是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出现大型建筑。同时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的生命的现象不时出现。这些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王权。

赵辉说，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两条非常重要的文明判断标准——文字和金铜冶金技术，是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为基础所总结的;而我们得出的结论符合中国历史的特点。“这种差别，恰好是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探源工程16年的工作成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空白。”赵辉说。